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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反智宗教源流考

杨靖2021-03-15 17:07

杨靖/文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著,何博超/译,译林出版社,2021年3月,原版出版于1963年)一书也许是受到历史学家沃尔特·霍顿《维多利亚时代的反智主义》(1952)的影响。霍顿认为, 英国学问传统质疑一切抽象理论和学说,经验主义才是制胜法宝,而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环境进一步增强了这种重实践而轻思辨的偏见,进而敌视一切常识门类的深入研究,由此导致反智主义盛行。

正是基于这一视角,霍夫施塔特从哲学、商业、教育等方面对美国社会生活中反智主义的根源进行了剖析:就哲学而言,与英国经验主义一脉相承的是实用主义思想——从富兰克林到爱默生,他们的学说中既有倡导智性(智识)的弘论,亦不乏反智的言辞;从商业角度看,尽管美国于19世纪末已跻身世界工商业强国,但大多数美国人仍然固守托克维尔所谓“新英格兰村镇”理想;至于学问教育方面,更令人痛心:自1636年哈佛学院创办至今,无数人“受过半吊子的教育,却比没受过教育还要危险。”可见,“美国的反智主义比大家的国家身份还要古老,而且具有漫长的历史背景。”而在上述历史背景中,霍夫施塔特认为最值得探究的是反智的宗教源流。

根据霍夫施塔特的研究,在英国,反智的宗教源流最早出现在内战时期。克伦威尔领导的“新模范军”以激进的“圆颅党人”为主体,对牧师、教师等常识精英阶层一向抱有敌意。17世纪初,清教徒抵达北美大陆,旨在实现其宗教理想(“山巅之城”)。身处蛮荒之地,百废待举,生存乃是第一要务;相反,常识不仅无用,而且“害身”,正如清教领袖约翰·科顿(1584-1651)所言:“你的学识和才智越高,你就越适合为撒旦代言。”——这一名言堪称是殖民时期“反智主义”的源头。

早期教会人士对大学的憎恨由来已久,因为大学弘扬理性探究真理,与他们宣扬的神意(Providence)扞格不入。爱德华·约翰逊牧师(1598-1672)主张将大学内有违神道且有害人心的邪说(“反基督的杂烩”)统统付诸一炬。宾夕法尼亚殖民地“业主”威廉·佩恩(1644-1718)则认为,普通人具有的简单和直接的常识(如算术),才是最高的真理。“基督并未建立使徒学院……他有时候倒会暗示,学识是感受真理的障碍。”这一论断,与前述科顿“撒旦代言”说可谓如出一辙。

独立战争前后,随着启蒙思想传播和美国宪法“政教分离”原则的确立,宗教势力与新英格兰“清教部落”(埃德蒙·摩根语)时期相比已大为衰落,但随后的两次宗教复兴(或称“大觉醒”)却又一次将反智推上前台。该运动倡导者爱德华兹和怀特菲尔德牧师竭力强调宗教情感的作用——“因为如果没有情感的积极参与,仅靠理性的作用,仅靠关于教义和神学的常识,不会产生对上帝的信仰。”他们的布道充满恐怖激情,令人战栗甚至昏厥——其目的并非在于阐释经文,而是通过激发听众身体的反应,使之皈依上帝。从这个角度看,如霍夫施塔特所说,他们“不是第一批蔑视心智美德的人,但他们加速了反智主义;他们让美国反智主义取得了第一次短暂的斗争上的胜利。”

1800年以后,传播基督再临(“千禧年”)福音的教派逐渐式微,社会进步与改革成为时代主旋律。然而好景不长,1860年代内战爆发。所有人都不得不面对战争带来的死亡和贫困,人们普遍陷入悲观绝望,于是再一次将目光转向宗教寻求慰藉。尤其是历经劫难的南方,相当一部分人由此从乐观向善的自由神学蜕变为保守的福音基要派。

“基要派之父”赖利(WilliamB.Riley)认为进化论是对基督教最大的挑战。他在20世纪初发起成立“反进化论联盟”,后来又创立福音派大学,致力于培养基要派信徒。由这类信徒主导的“猿猴诉讼案”(1925)虽然最终赢得了官司,但却暴露出基要派的狂妄无知。正如另一位福音派布道家穆迪(DwightL.Moody)牧师所宣称的:除了《圣经》,他什么书也不读。

基要派在“进化论审判”事件中遭受重创,一度被迫黯然退出历史舞台,然而1960年代兴起的平权运动再一次给了它翻身的机会。该运动提出的种族平等、废除隔离、保障妇女权益等纲领,令以南方白人为主的基要派信徒大为震动,从而愈发抱团,也愈发顽固:反堕胎、反同性恋,支撑犹太人复国、支撑美国“全球战略”,因为以上各项都是“上帝”的旨意——否则如何确保“天佑美利坚”?

基于以上史料,霍夫施塔特得出结论:美国精神的形塑以早期现代新教为模板——“宗教是美国常识分子(牧师)活动的第一个舞台,也是滋生反智主义的温床。”通过宗教源流的考察,霍夫施塔特发现早期宗教教派无不具有反智倾向;但与此同时,他更为明确地将现代反智主义根源归结为南北战争,认为这是南方白人特权阶层对于政治、经济特权丧失所做出的回应。因此,从根本上说,“反智”反的不是科学和学问常识,而是常识背后所代表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看:反智的源头不在宗教,而在利益和特权。

为了阐明反智主义的“双面性”,霍夫斯塔特首先区分了智性和智力两个概念。他认为智性(intellect)不同于天生的智力(intelligence)。后者是对具体环境中的具体事物进行把握和评估;而前者则是对这种评估的评估。换言之,智力更多是一种“具身性”反应,而智性则代表了思维中批判性的一面——借用康德术语,智性本身即带有“自反”色彩:智(性)与反智,实为一体之两面。

其次,霍夫斯塔特又将反智主义和反理性主义(anti-rationalism)哲学加以区分,认为一些思想家,如尼采、爱默生,还有一些作家,如劳伦斯,海明威——他们的思想“可以称为反理性主义。”因此,尽管爱默生在演讲中抱怨:“大家被关在学校和大学的朗诵室里10到15年,最后带着满满一肚子的话出来,却什么都不知道”——那也只是超验主义教育观的体现,与反智主义无关。

再次,正如霍夫施塔特反复强调的,“反智是一种存在于学问或思想中的态度,而不是一套思想理论。”“反智主义作为一种态度,不是单一的情感取向,而是正反情感并存。”——质言之,“反智”并不完全是敌视,而是某种爱恨交织;美国的社会思想史也并非“智与反智”二元对立斗争的历史,恰恰相反,其中寄寓着丰富的内涵和张力。

与当代学者的观点不同,霍夫施塔特并不认为反智是美国“民主制度的必然结果”,也并未率尔将其归咎为物欲横流的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将其视为美国宗教学问传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一种“非理性”的思想遗产对科学常识天然抱有怀疑态度,正好可以抵消自17世纪科学革命以来“科学(至上)主义”(Scientism)的不良影响。在这一旗号之下,科学人士信奉科学无所不能,其权威亦不容置疑——结果将科学变成新的宗教。

霍夫施塔特认为,美国社会受制于反智主义,固然是大不幸;但倘若将其完全逐出美国的社会生活,前景亦同样不妙。唯其如此,他坚持认为当代社会需要科学家,更需要具有批判精神的常识分子——他们既肩负“解苍生于倒悬”的使命感,又具备自由独立的精神,如威廉·詹皇所说:“大家这些美国‘常识分子’全都要努力捍卫珍贵的个人至上的天赋权利,努力捍卫摆脱体制[教会、军队、贵族、皇权]的自由。”事实上,对于任何社会来说,唯一能确定的就是:“禁止常识分子自由地运用智识的力量,比允许它们这样做,更会让社会恶化。”

纵观全文,霍夫施塔特一方面倡导智性——因为它自由自在,没有什么东西“不被它反思、分析和质疑”以及智性生活——既反对刻舟求剑,也反对削足适履,反对将“死的常识作为活的生活的唯一指南”;另一方面也提倡适度的反智精神:针对常识精英的傲慢和特权阶层的贪婪,尤其是常识与权力的“合谋”,反智主义不失为一副有效的清醒剂和解毒剂。一言以蔽之,“智与反智”表面相反而实质相同——唯有二者的调和与均衡才能避免社会走向疯狂,避免塞勒姆猎巫或麦卡锡时代悲剧的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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