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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二十年

柳展雄2021-09-16 17:12

(图源:IC Photo)

柳展雄/文

二十年前,美国人意气风发地进军阿富汗;二十年后,美国人不得不面对苦涩的现实。

2021年7月份的时候,国际观察家预测,现任总统阿什拉夫·加尼至少能撑到年底,六个月过后倒台。然而阿富汗的世俗民选政府在短短两个月内丢失国土,西贡时刻在喀布尔再次上演。

重蹈英国覆辙

华盛顿当局的早期战略仅仅定位于复仇,让恐怖袭击的凶手血债血偿。2001年12月美军攻克塔利班的巢穴,就算任务完成,可以打道回府,至于和平重建,由阿富汗人民自己决定。

跟过去的西班牙帝国、日不落大英帝国相比,美国的海外统治意愿非常小。美国攻占阿富汗后,曾试图尽快脱身。在阿富汗战争的第一年,五角大楼没有投入成规模的地面部队,只用空中力量和精锐快速反应小队。步兵正规军尽可能缩减,因为这个兵种最耗费钱财,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目标为经济适用型战争。

局势迫使美国人留下来,白宫身不由己地实行发展主义,战略计划从简单的报仇雪恨,转化为长远的重建。现实主义者声称,在阿富汗这类国家推广美式民主的尝试注定徒劳无功。

其实,美国在阿富汗的遭遇可以参考1840年代的第一次英阿战争,阿富汗权臣多斯特篡位,大英帝国以捍卫正统君主制为由,扶植旧国王苏贾·汗复辟,照样没成功。

初期阶段英军武装入侵,不费吹灰之力攻克喀布尔,美军颠覆塔利班也是如此轻松。但占领容易治理难,19世纪的英军和现在的美军,同样遇到了各地叛乱。

伦敦原本打算扶植附庸政权,建立长久的经营。在这个目标失败后,英国迅速调整了战略方向,转向复仇。战争的第二阶段开启,战斗以快速、凌厉为特征,不求彻底消灭敌军,避免陷入持久战,这种作战方式跟今天的“外科手术式打击”很类似。

英军再度开赴阿富汗,采取焦土战术,沿途烧杀抢掠,实行任务的部队有个很直白的名称“惩戒之师”。英军打到喀布尔后,乘胜追击,追到首都以北35英里处的伊斯塔利夫行宫,这里是王公大臣的度假胜地,葡萄园和果园景致优美。士兵们抢夺宫里的高档家具、金银珠宝,“惩戒之师”带着战利品满载而归。

从战略上讲,伦敦也获得了成功,篡位者多斯特见识到帝国主义的威力后,对大英终生毕恭毕敬,俯首称臣。今天的美国人有能力进行这样的报复,让塔利班不敢造次,但是美国不能一味军事作战,还要试图进行建设,于是逐渐陷入泥潭动弹不得。

大政府还是小政府

在今天看来,美国在阿富汗的战后重建等于变相的财政大出血,华盛顿当局自找苦吃,阿富汗世俗政府垮台,之前数万亿美金的外国投资和将士鲜血全部白白浪费。

但是回到2001年,很少有人认为加大扶助是错的。军事剿灭治标不治本,只有经济上来了,安居乐业,才能获得长久稳定。穷国发达致富后,自然没人去当恐怖分子。

如果暂时抛开伊斯兰这个因素,阿富汗没有什么特殊,跟其他亚非拉国家一样,面临着国民贫困、文盲多、基础设施落后这类常见现象。摆在美国人面前的问题从“要不要扶助阿富汗”,变成了“如何扶助阿富汗”。

塔利班倒台后,新国家形成了古怪的“大社会,小政府”格局,喀布尔中央政权掌握的各项公共职能不多,比华盛顿更符合哈耶克、里根所推崇的古典自由主义。和平建设主要由私人承包商和民间非政府组织、联合国组织进行,总统反而无事可忙。

教育儿童、引导妇女就业等大大小小的事务由民间非政府组织包揽,连排除地雷这种本该属于阿富汗军队的分内之事,也是由“和平之根”(Roots for Peace)等非政府组织完成。2003年,喀布尔300多家非政府组织的人数近万人,雇员规模超过了中央政府。到了2006年,这个数字达到了1.6万人。

西欧国家近代民主化的首要争夺点在财政权,议会掌握钱袋子,遏制国王,最终形成有限政府。阿富汗没有这个难题,因为阿富汗政府根本没钱,国际社会的资助捐款,只有不到1/5的钱款到了喀布尔中央政府手里,其余资金流入了各家非政府组织和承包商的基金账户。2003年5月小布什只支付给阿富汗总统微不足道的500万美金。

美国的和平重建计划无助于新政府树立威信,这些功劳与总统无关。村民市民们有困难找当地民间组织,地方议会完全被边缘化了。阿富汗民众对掌权者缺乏认同感,是应有之义,当塔利班卷土重来后,没有人站出来捍卫总统。

国际社会不信任喀布尔政府,把资源倾斜给非政府组织,因为阿富汗有着第三世界普遍的腐败症结,处理交通事故的交警随意开罚单,民事工商各单位的办事人员,公开讨要小费。官吏不放过任何中饱私囊的机会,面值10阿富汗尼的邮票,邮局工作人员以20阿富汗尼的价格出售,赚取差价。

裙带关系、结党营私,在政坛司空见惯。每个人都在提携亲友,总统马哈茂德·卡尔扎伊提拔亲信,经手的每个项目大捞一笔,如果重建计划的资金都到了他手上,结局不言而喻。

如果完全是无政府的局面,或许好办了。从1991年到2011年,索马里西亚德政权垮台后的无政府期间,民众生活大幅度提高。预期寿命从46岁增为50岁;出生率从46人每千人降低为44;死亡率从19人每千人降低为16;新生儿死亡率从116人每千人降低为109,二十年间人均GDP翻一番半。

民生改善的原因并不难理解,原本西方捐给索马里的援助,经过层层抽取,物资到了底层平民手里,所剩无几。腐败的官僚体系解散后,更清廉、更高效的国际救援组织直接跟基层对接。

西方在阿富汗则陷入了两难境地,美军迟早要撤退,不能不建设一个阿富汗本土主权政府。

西化精英与本土军事强人

白宫在外交上有一种顽固的执念,青睐那些说英语、有留学经历的西化精英,把这个群体当作第三世界国家的顶梁柱。在阿富汗,美国属意卡尔扎伊,他的家族定居于北美,其兄弟马哈茂德开办中东特色风味的餐厅,业内颇有知名度。

卡尔扎伊的朋友哈利勒扎德曾任里根总统的阿富汗事务顾问,依靠这层关系,卡尔扎伊跟华盛顿高层搭上线。尽管他是政治素人,没有半点经验,却当上了民选政府的首位总统。

公平地说,多数西化精英富有才干。他们接手的是经历了二十年内乱满目疮痍的国家,基建毁于战火。今天的喀布尔大体上完成了电气化,最落后的贫民窟都有了机井可以打水。喀布尔工薪阶层的平均收入,跟埃及开罗相差无几,政府实行了充足的商品供应政策,把物价维持在低水平,一个蓝领工人完全能养活他的四口之家。

识字率城市化水平等几项指标有了显著提升。婴儿死亡率下降了一半;1/3的少女获得了受教育以及外出工作的机会。第二任总统阿什拉夫·加尼行政管理能力杰出,曾在联合国和世界银行任职。9·11事件后报效回国,出任卡尔扎伊政府的财政部长。在政权更迭中,阿富汗一度金融失控,极有可能像津巴布韦和委内瑞拉那样崩溃,他和同事采取了果断的金融改革,避免了可怕的通货膨胀。

但西化精英有着致命的软肋,他们长期旅居海外,在民间缺乏声望。很难指望一群西装笔挺的高材生,去管教刀口舔血,民风剽悍的塔利班叛乱地区。

如果美国能重用地方实力派,也不至于今天局势糜烂。在1980年代的抗苏战争中,一批军事首领起兵于草莽之中,实力最雄厚的为塔吉克军官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他待人热情,作战勇敢。马苏德与希克马蒂亚尔,各占一南一北,双方进行了一系列传奇战斗,不分胜负,如同古今中外那些宿命的双雄,高欢与宇文泰,上杉谦信与武田信玄。

塔利班出世后,以狂暴的攻势席卷各省份,马苏德率领的北方联盟(阿富汗北部地区少数民族组成的军事联盟)虽然不断败退,但仍保住根据地。仅占据15%领土的马苏德,跟获得了全国资源的塔利班周旋,扛住了漫天炮火。马苏德游击队利用潘杰希尔山谷的崎岖地形,屡屡重创塔利班。

北方联盟苦撑待变,终于时来运转,9·11事件后,华盛顿当局出兵阿富汗。悲痛的是,马苏德本人死在了黑暗前的黎明,9·11事件发生前两天,“潘杰希尔的雄狮”被本拉登暗害。

在推翻塔利班初期阶段,白宫暂时容忍了北方联盟的人马上台,马苏德的三个嫡系心腹法希姆将军、尤努斯·卡努尼将军以及阿卜杜拉·阿卜杜拉,分别占据了内阁中最关键的三席——国防部长、内政部长与外交部长。

其中阿卜杜拉·阿卜杜拉是马苏德生前的文胆,有勇有谋,治国能力不输于西化精英,是总统大位的有力候选人。白宫高层嫌弃他土包子出身,没有喝过洋墨水,打断了阿卜杜拉的仕途。

从一开始,美国就不乐意让地方实力派上台,2001年11月12日,塔利班领导人眼见大势已去,连夜逃出了喀布尔。首都已经成了无主之城此时,美国国防部下了一道命令,要求阿富汗各路民间武装原地待命,不能继续行进。

北方联盟以军情紧急为由,不听从安排,昼夜兼程急行军,抢在美国陆军之前,进入了喀布尔。华盛顿高层不得不承认生米煮成熟饭的既成事实,暂时跟地方实力派合作,等到了和平重建的中期阶段,美国人站稳了脚跟,不再顾及盟友情谊,向各路军事首领下手,杯酒释兵权。

欧美政客极为忌惮阿富汗的地方实力派,甚至不顾军事成败,也要压制他们。这些军事首领居功至伟,却受到排挤。

从2000年到2020年,美国对地方实力派采取了明升暗降的手腕。马苏德派系政治家以解散手下民兵武装为代价,进入中央,获得高官。曾经与马苏德平起平坐,北方联盟的另一位军事首领杜斯塔姆,职位一路高升,直到当上副总统,但实权却是一路下跌,他自己的亲信部队被并入国民军。

北方联盟旗下的大部分部落士兵,编制打乱重组,组成一个效忠于新政权的军队。秉持现代价值观的美国人,瞧不起这些部族武装,认为他们不先进,只效忠于部落,没有国家认同感。然而北方联盟的战斗力正是来自于部落团结和凝聚力,上阵父子兵,同生共死。美国打破部落忠诚纽带,初衷是军队国家化,结果是军队离心化。

过去士兵们为部族荣誉而战,新政权的士兵只是为工资军饷而战,遇到硬仗就怯懦退缩。士兵还是同样的士兵,但组织模式不同,战斗力骤然暴跌,国民军一再输给武器破破烂烂的恐怖组织。

如果不是美军下场,收拾局面,塔利班早在2008年就能打到喀布尔城下,当时塔利班成员人数达到两万之众,恢复到之前的全盛时期。战争泥潭就是这样形成的,华盛顿高层想撤离,但是阿富汗官方无力自保,美军一遍遍救场。

华盛顿当局指责地方实力派头目贪污腐败、任人唯亲,但阿富汗的西化派同样有这些毛病,跟地方实力派人物半斤八两,而军政才干又远不及后者。

从德奥班德到塔利班

在刻板印象里,阿富汗山沟里的军阀是群裹着头巾的乡村土鳖,实际上北方联盟的本土精英,并不愚昧落伍,富有见识,只是相对于耶鲁常青藤名校出身的西化派,稍微差了点。

马苏德在工程学院念过书,受过高等教育,其余多位军事首领毕业于喀布尔大学。他们1990年代上台掌权后,采取世俗宽容的措施,在杜斯塔姆,马苏德占据的城市,街上到处有穿着短裙和高跟鞋的时尚女性。北方联盟控制下的喀布尔,1/4的服务产业都掌握在妇女手中,而基础教育产业更是女性劳工的天下,医疗服务从业者也以女性居多。学校里男女在一起上课,没有性别隔离。

阿富汗男女最平等的少数民族哈扎拉人,其政府委员会里,妇女成员有21名,女性担任高级公务员职务。塔利班侵袭来后,哈扎拉女性踊跃参军,在战斗的第一线。马苏德等老将领,虽然信仰较为虔诚,但并不是愚昧分子。

苏联进入阿富汗期间,数百万儿童随着父母逃难到南亚,在难民营里长大的一代人没有现代教育,大多在宗教学校成长,其中最主要的是伊斯兰德奥班德教派。

德奥班德产生于19世纪的英属印度,印度殖民地大众不断反抗英国,在1857年大起义达到巅峰。起义失败后,穆斯林分化为西化派和原教旨主义者两拨人,前者主张引进启蒙理性思想,跟中国晚清洋务运动类似,师夷长技以自强。

西化派领袖赛义德·艾哈迈德·汗引入了英式教育,到印度独立的时候,穆斯林社会已经产生了成熟的中产阶级,他们穿西装打领带,日常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同时,另一部分穆斯林高层人士故步自封,更加严格。教法学家瓦利·阿拉(1703~1762)认为,穆斯林受苦受难,处境糟糕是因为不够虔诚。莫卧儿王室发源于中亚部落,崇尚简朴,他们获得富庶的印度后,把圣训抛在脑后,武士贵族们沉醉于温柔乡,歌舞升平。

而且,莫卧儿王朝还实行过学问融合政策,吸纳当地的多神教成分,模仿异教风俗,信仰涣散。为了找回正统信仰,瓦利远赴麦加研习经书,把所学内容带回印度,驱逐了混入伊斯兰里的印度教元素,回归阿拉伯传统。巧合的是,同一时期,沙特的瓦哈比教派兴起。

印度两位毛拉哈兹拉特·纳诺塔维和拉什得·阿瓦德·甘格里,受瓦利·阿拉的启发,于1866年创立了德奥班德教派。

在政治风云变幻中,德奥班德派坚定地站在甘地一边。当印度反摆脱殖民,获得独立后,德奥班德派在政权体系里享有特殊待遇,穆斯林习俗和律法不受政府干涉,甚至一夫四妻制这种落后制度也保留了,没被废掉。

德奥班德派后来在巴基斯坦开办学校,发展势力。他们的学校仿佛一个中世纪的地方,课程跟现实脱节,天文学止于托勒密的地心说,几何、医药学完全是古代的,学生必须掌握阿拉伯语、波斯语、乌尔都语,阅读《古兰经》原文。美术音乐课程没有设置,因为这些东西扰乱心智,无助信仰。有些孩子5岁入学,直到二十几岁才离开。童年在这种环境成长,不难成为宗教狂热分子。当苏联进入阿富汗,难民逃到巴基斯坦,德奥班德派收获了大量信徒。从中央高官到地方大员,塔利班的官僚队伍大半来自德奥班德的学院。

1998年塔利班攻克喀布尔,组建第一届政府,内阁有8名成员是德奥班德学院的毕业生。他们实行最严酷的教法统治,停止娱乐活动,商店、旅馆、汽车站不能放外国歌曲。2001年垮台后,塔利班坚持不懈地作战,成为美国最头疼的敌人。

新一代塔利班的领导层是否会多一点现实主义,少一点宗教极端色彩?毕竟他们失去过政权,务实妥协才是最好的出路。现实并不乐观,塔利班从未展示过“温和”。阿拉法特进行温和转型,因为他多次经历过山穷水尽的绝路,不得不向敌人妥协示好,转型为温和派。塔利班从未经历过毁灭性的完败,2001年政权被美军推翻,只是策略性地退让。喀布尔近3万塔利班分子流散至民间,核心武装力量受打击不大。

奥马尔的副手阿赫塔尔·曼苏尔在地盘上引入现代设施,提供自来水和电力。为拉拢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他宣称日后会敬重少数民族的权益。即便是曼苏尔也不反对暗害与炸弹偷袭,在高峰期2007年,阿富汗每月发生566次恐怖袭击事件,死亡8000多人。

塔利班的第二次军事上台后,并没有温和化。曼苏尔手下的官僚们,在控制区地盘上建立起敛财手段,向所有生产者的利润征收10%的税,财政压榨比之前更重,但又没达到竭泽而渔,不留活路的程度。资金充足的塔利班曾不止一次地通过贿赂,策反敌方指挥官,取得胜利,坎大哈就是这么攻打下来的。

对于塔利班的强硬分子而言,曼苏尔微不足道的改革,都属于大逆不道,奥马尔家族公开表示过不满。如果不是曼苏尔死于美军空袭,可能塔利班内部会爆发一场内战。事实上小规模的冲突已经发生,2016年3月,赫拉特省的塔利班强硬分子发起火并,4天之内死了200人。

当下阿富汗的政治力量分为三派,西化派、世俗本土派和宗教极端派。今天,那些西化精英已无能为力、世俗本土派重新落草、宗教极端派再次掌握了机会。阿富汗所有的教训表明,没有强大的力量作为后盾支撑,文明非常脆弱。现代人所热爱的生活,非常美好,也需要非常高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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