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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首席的退休计划

宋馥李2021-09-24 19:43

经济观察报 宋馥李/文 6点50分,赵军的电话准时响起。

按前一天约好的,赵军来接我上班,时间掐得分秒不差,他绕行一个直角弯儿,把我带到工厂。7点35分,包钢轨梁厂的生产调度会、紧接着是包钢集团的生产调度会,我被获准在这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的一个角落,旁听一下……

盛夏,包头的清晨是清凉的、惬意的。我带上红色工帽,跨上赵军的摩托车,驶上钢铁大街,一路向西,就进入了烟囱和管线林立的包钢厂区。

那一周,我和赵军上班、下班,体会这位包钢首席技能大师两点一线的工作:从轨梁厂的轧钢生产线到家;再从家,到轨梁厂轧钢生产线。而赵军有个小小的特权,他的车牌号自动识别,直接通过厂区门岗,开到车间门外。

我说,不开小车上下班,有点浪费这待遇啊?

赵军说,我可受不了堵车那个苦,开摩托车10分钟准时准点儿,以前开车的时候,怎么也得20分钟,遇到堵车能把人急出心梗来。

昆都仑桥的桥面上,凉爽的季风从侧面吹来,我和赵军吼喊着,才能听得清楚话。我扭头瞥了一眼昆都仑河,那河水向着黄河汩汩而去,与车流十字交错,带出了一个画面。

20年前,小汽车还没普及,包钢职工上下班时,自行车会覆盖整个钢铁大街,晚高峰时段,从包钢厂区到河对岸的昆都仑区,双向车道是失效的,自行车洪流只有自西向东一个方向:包钢职工要从厂区回到市区,安排晚饭,享受下班快乐。

早高峰呢?双向车道再次失效,自东向西的自行车大军沐浴着朝阳蜂拥进厂,钢铁大街十字路口的交警,一般会让南北通行的车先等等。这个城市,还有什么比包钢职工考勤更急的事儿。

昆都仑区的一天、或者说包头市的一天,就是这么开始的,从包钢1958年建成,这座城市潮汐式的车流和人流就这么设定了,在苏联专家的城市规划思路下,整个包头有一种整齐划一的秩序感和韵律感。

20年前,我站在钢铁大街上,曾被这浩荡的自行车洪流吞没,我第一次感受到,一个工厂好像吞吐着一座城。

一、轧机

2001年,我还是包头钢铁学院的一个大学三年级学生,随着老师到包钢轨梁厂实习,沿着长长的热轧生产线,学习“钢材是怎样轧出来的?”。

那是我对中国钢铁工业的第一次巡礼:苏联引进的950/800横列式轧机,震耳欲聋、热气腾腾,将滚烫的“火龙”吞进来、吐出去,塑造钢材的棱角和体型。

热轧过后的钢材闪着红光、冒着热气,灼得人脸颊发烫,一个穿着厚衣服的工人,蹲在产线旁,靠近那火红的钢材,用卡尺量它的尺寸,那景象令人震骇。

老式轧机

苏式800老式轧机

此后,每每想到钢铁工业,想到包钢,这幅画面便会闪回……那些与“火龙”亲密对话的人,是一群怎样的人?直到2021年7月14日,我终于回到这条线上。

那天下午狂风大作,几声巨雷过后,大雨倾盆而下,在轨梁厂二号轧机产线的门口,一幕水帘封住了入口,车间里却依旧热气腾腾。

赵军安排好中控室的事儿,戴上安全帽,带着我参观产线,刷新这段沉睡的记忆:全长1.5公里的热轧二号生产线,将钢坯轧制为钢材,再经过矫直、打码、质检并装车,大工业的伟力全然呈现在你面前。

我问赵军,现在还需要工人挨得钢材那么近去量尺寸吗?

赵军说,那道测量的工序还在!只不过,测量钢材的卡尺换成了样板。

哦!那亲密的对话还在继续……现在,从高温加热炉吐出来的钢坯,加热到了1150摄氏度,轰隆隆地奔向轧机,高铁轨道用的百米余热淬火钢轨,正在轧制中。

热轧的过程,通俗的打个比方,就好比火红的“面团”,被各种“擀面杖”擀成细细的“面条”。

赵军嘱咐我,你写的时候,可别把钢材说成“面条”,那可太土了。

可我搜刮了许久,实在找不到比“面条”更形象的比喻。况且,当年的工人老师傅给大家讲解产线时,也是用“面条”说事儿。前有因,后有果,“面条”还得用!

从加热炉出来的钢坯长7.72米,是一条方方正正的“面团”,在细密排列的滚轮的传输下,火红的“面团”飞速向前移动,进入BD1轧机。

纵横排列着的轧辊,已经等待着它。BD1轧机不是“擀面杖”和“案板”,而是一组“擀面杖”,上下平行一组,左右平行一组,当面团从前后方向进入“擀面杖”之间的间隙,就被迅速碾压变形。

轧辊碾压“面团”的同时,高速冲刷的冷却水,要同步为轧辊和轧机降温。“面团”一道过去、一道回来、再一道过去——好比擀了三下,面团就被擀薄了一些、擀长了一些,变成了25米长的“面条”。

冷却水裹夹着氧化铁,黑色液态水珠在红色的“面条”上流动。这“面条”离开BD1轧机,经过50米左右的传输,又进入了BD2轧机,同样的过程,又经过三道轧制后,“面条”又变成了45米长、有了修长身形的……“宽面”。

热轧还在继续,BD1和BD2轧机只是两道粗轧。从BD2轧机出来,标准的立方体“面团”,不断变长、变瘦、变长、变瘦……接着奔向CCS万能轧机,它要在这里被精确轧制,完成蜕变,基本成材。

10多米高的CCS万能轧机,是二号生产线的核心装备,连同不远处平行交叉设置的一号线,均是从德国西马克梅尔企业(SMS Meer)引进。

在CCS万能轧机,“宽面”要经过来回五道轧制,塑形为“细面”,这台轧机上的轧辊,已经不是圆柱体的“擀面杖”,而是有着特殊形状(孔型)的“擀面杖”,在反复五次碾压下,立方体的面条,被轧制成了有棱有角、有弧度、有曲线的重轨,它的截面呈工字型,轨头、轨腰和轨底各自成型。

工字型重轨的轨头上有优良的圆弧过渡,可以与火车车轮斜面贴合。为了承受火车巨大的压力,铁轨的顶面须有一定的宽度和厚度来承压;为了确保铁轨在路面上的稳定性,底面也要有一定的宽度。同时,火车车轮外圈部分突出,铁轨还要有一定高度:工字型的铁轨断面正好符合所有要求。

从铁路问世以来,铁轨的形状曾不断演化,出现过铁角型、T字型……1839年,用于连接英国伦敦和克罗伊登铁路的铁轨,经过改进首次运用了工字形铁轨,从此,这种形状的轨道风靡全球,虽然局部参数林林总总,但基本形状从此定鼎。

从材料科学的角度看,它的断面质量比例固定,底部占37%、顶部占42%、腰部是21%,轨身的高度等于底部的宽度,这样塑形的钢轨不但坚固,还能充分利用钢材。

CCS万能轧机共有6个水平辊、4个立辊,共10个轧辊,对应着来回五次轧制,分别奔着“宽面”的不同部位着力,经过分别五次强力碾压,逐渐将长方形截面塑出腰身、轧出轨头,擀薄轨底……完成最后的瘦身塑形,成就工字型的婀娜腰身,变身为105米长的“细面”。

万能轧机旁约十米远,一个中控室设置在上方。四个电脑屏幕,七个画面,覆盖着整个热轧产线,赵军总是坐在中控台最左边的位置。隔着玻璃能俯瞰整个热轧段,每当火红的“面条”从左至右经过中控室,一阵灼人脸庞的热浪便会划过,中控室便浸透在一片绯红的光晕之中。

中控室放置了两台大功率空调,空调温度调得很低,从空调机前经过,会被一股寒气洗刷通透。如果站在风口,会有一种极致体验,当那“面条”从中控室前通过时,一面是灼人脸庞的炽热,一面是刺骨的冷气。

轧钢班的福利不错,一台大冰柜放在墙角——雪糕和冰棍儿供应充足。年轻的工人们从轧线进入中控室,总是迫不及待地推开冰柜门,取出一支雪糕塞进嘴里。

赵军对我啧啧两声,你说现在这条件,和我刚进厂比简直天上地下,他们空调吹着、雪糕吃着,还有啥道理不想进工厂?

我和赵军聊着天,背景音乐是轧机轧辊高速旋转的轰鸣声、高压水流的冲刷声,还有钢材进入轧机时那一声——铛!

轧机是赵军的老伙计,它是热轧生产线的核心设备;而两条热轧生产线,则是包钢轨梁厂的核心装备,能生产大中型H型钢和高铁用的重型钢轨。其中,高铁钢轨因其高纯净度、高精度和高平直度的要求,是中国钢材市场的尖端产品,也是中国的战略物资。

包钢的重型钢轨,曾铺在了京沪高铁、京广高铁和青藏铁路,在高铁时代,包钢轨梁厂迎来了高速钢轨生产的巅峰,2010年曾以136万吨的年产量跃居世界第一。而追根溯源,包钢一直是钢轨的摇篮,中国第一支每米60公斤钢轨、第一支每米75公斤的钢轨,均在这里生产下线。

2021年3月5日,习大大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提到了“齐心协力建包钢”的历史佳话,唤起了人们对那段旧时光的记忆……

1949年12月16日,开国大典后仅75天,中国召开了全国性的钢铁会议,中国要从农业国快速成为工业国,必须先从钢铁——“工业的粮食”开始,建设包钢的动议便在那次会议上形成。

早在20年前的1927年,地质学家丁道衡在包头以北的白云鄂博,发现了富饶的铁矿,但那时的中国,还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混战年代,没有能力、也没有财力去开发它。

1953年,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当时的重工业部抽调全国的技术力量筹备组建包钢,这是新中国打造工业强国梦的第一记重锤,包钢选址在黄河北岸、昆都仑河西侧的一片荒原,距离包头老城区(如今的包头市东河区)19公里。

1955年11月,《包头城市建设规划》被党中央批准并实施,可谓同级别城市规划中唯一由最高层决策的城市。包头距离白云鄂博矿150公里,不远处的石拐沟产煤,供水可以依靠黄河,粮食有河套地区做保障,再加上京包铁路的通达性,包头具有建设一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的完美配置。

一声令下,8万多人的建设大军在这里会师,到1958年,一座钢铁城市便拔地而起……同时,包钢一号高炉投产进入倒计时,包钢面临设备和建材供应不足的难题。1959年1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保证重点,支援包钢》的社论,提出了一句响彻全国的口号:包钢为全国,全国为包钢。

人民日报社论

著名的人民日报社论,发出了“包钢为全国,全国为包钢”的号召

全国上下掀起支援包钢的热潮,22个省(区市)、55个城市、727个单位提供支援,沈阳、唐山、合肥、大连等地的企业日夜赶制设备,北京军区、空军和民航派出汽车和飞机,以平均每天10多个车皮的运量,将来自全国各地的设备和材料运抵包钢。

其中,鞍钢作为中国钢铁工业的长子,在包钢建设初期先后支援包钢1495人,包括厂矿长、工程技术人员和各种干部,同时输送了200多个工种的生产骨干2600人。

当然,包钢也离不开前苏联的专家们,他们在包钢选址、设备供应和城市建设上深度参与决策,让包钢和包头市打上了深深的苏式烙印。

1959年9月26日5时55分,包钢一号高炉出铁口被炉前工人用电钻打开,在一团火光和烟雾中,金色的铁流汹涌而出……在不久后举行的庆祝提前出铁的盛典上,周恩来总理难掩激动的心情,登上十多米高的高炉炉台,向包钢工人招手致意。

周恩来说道:在这样一个北方过去是荒漠的地方,大家可以加快建设,提前使一号高炉投入生产。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要求的——打下一个工业化的基础,在包头,可以说已经打下了。

涌动的铁水,照亮了中国的工业强国梦。7个月后,1960年5月1日,包钢一号巨型平炉流出了第一炉钢水。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钢铁年代,中国几大钢铁基地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齐心协力、艰苦奋斗,迅速完成了空间布局,一举垫定了钢铁工业的生产格局,并深刻影响了此后中国的工业化的进程。

铁有了,钢有了。包钢的第一根钢材,却产出的磕磕绊绊。苏联横列式950/800轧机成套设备的引进协议,在1953年、也就是一五计划的启动之年就签署了,随着钢水炼出,中苏又在1960年签署了补充协议。

但此后,随着中苏关系、以及国内一系列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包钢的轧钢生产线命运多舛,直到1964年,协议约定的全部设备才到位、且存在严重缺陷。设备到厂时,轧钢生产线又一度下马,设备放在车间闲置了几年。

直到1968年,轧钢生产线重新上马,引进的设备经过两次大修,才正式安装调试并试轧。第一支钢材,终于在1969年1月23日轧出。不过,在那个以政治挂帅为主的岁月,包钢的生产非常不稳定,没有建立起正常的生产制度。

不过,老一辈工人们还是凭着不怕苦、不服输的韧劲儿,率先轧出了每米60公斤钢轨,铁路钢轨从此成为了包钢的拳头产品。

此后,苏联的950/800横列式轧机在修修补补中不断改进,以这套设备为核心的热轧生产线,一共服役了43年,对于中国不断延伸的铁路网,这台设备可谓功不可没。

2001年,当我第一次见到这个横列式轧机时,是它服役的第32个年头,那“老伙计”占据着核心位置,裹挟着巨大的动静儿,让所有的工人都围着它、伺候着它。

二、脾气

7月14日12时,轨梁厂二号热轧生产线正在更换产品,450乘300的H型钢,要换成60淬火重轨、也就是高铁用的钢轨,CCS万能轧机的轧辊要全部更换,在轧机旁边的轨道上,新的轧辊组合已经在前一天装配完毕。

紧张的轧钢调整开始了。

呼啸而来的“面团”暂时停了下来,两组轧辊组合新老交替,顺着轨道一进一出。在轧钢调整中,每生产一个型号的产品,均要更换轧辊,也就是换一组“擀面杖”。相对于自动化的轧制过程,10支轧辊的装配和调整,前一天由人工装配完成。

新轧辊组合插入到了CCS万能轧机中。一切就绪,一根钢材从BD2轧机呼啸而来……这时,轧制尾端的测量人员和中控室内的人员,保持着实时对话,赵军将根据实时反馈的钢轨测量情况,迅速调整轧机,形成连续轧制。

以轨头头宽为例,一般的调整方法是,在某一参数的可变区间内,先试一个数……不行,太大了……再试一个小数,可能又小了……那再换一下调整幅度,换一个不大不小的参数……就像大家在收听电台时转动的旋钮,总是在忽大忽小中,逐渐接近那个准确点位。

可是,轧机调整最怕来回摆动的参数:忽高忽低的参数,直接决定了轧制出来的型钢忽薄忽厚、忽大忽小,出现一根废料,四五万块钱就没了。这时,整个产线都在等待着轧机调整高手的操作,等待着他用两步、甚至一步就调整到准确点位。

12时,中控室人声鼎沸,赵军正透过厚厚的眼镜片,盯着屏幕上的参数。头宽72.4、轨高176.2、底宽149.9,腰厚16.35,这是60淬火钢轨的自检尺寸。

赵军的眼镜是600度的老花镜,因为常年受着高温辐射、盯着火红的钢材,他的眼睛花得有点儿早。第一次见面时,我递给他一份报纸,向他说明这次采访的背景,他摘下眼镜,把报纸调到了一个合适的距离,才能看得清标题。

屏幕上的数字密密麻麻,赵军几乎大半个身子趴在中控台上。整个调试过程中,赵军的声音不高,却有着绝对的权威。

小戴,去看看轧边机正不正,不正给他扭正了。

小王,赶紧校准啊,你不“对眼儿”那是逗我玩儿呢吗?

再来一根儿调不到位,咱们一起趴这儿哭吧。

这事儿我说过不下十回了啊,都让你们当饭吃了。

放在中控台上的对讲机,不时传来来自产线的声音,几个带红色安全帽的小年轻们,在万能轧机里钻进钻出,爬上爬下,不时将轧机里实测的情况报告过来。

中控台上的电话机多次响起,这是来自加热炉控制室的电话,急切地询问要不要给料?何时给料?多个渠道的信息一时间都汇集到了这里……盯着屏幕的赵军,同时还留意着手机:一条信息发了过来。

在轧钢二部热轧专用群,传回了几张图片,赵军举起手机,脸几乎贴着手机,用手指将照片放大、放大、再放大……

重轨经过CCS万能轧机来回五道轧制后,进入到了自检环节,钢材暂停在热轧线后段,一位穿着厚厚的防辐射服的工人,在用样板卡住重轨,并拍摄照片——这就是那个留在我脑海中20年的画面:与“火龙”亲密对话。

如果样板和重轨断面严丝合缝,就表明重轨的尺寸达到了要求,这项操作延续了几十年,一直被认为是最为有效的自检方法。放大的照片显示,在右侧的样具和重轨的曲线之间,还有一处细微的缝隙。

赵军拿过一顶安全帽戴上,跑出中控室,蹬蹬两步下梯,钻进了万能轧机……不到一分钟,他又从轧机里钻出来。

回到中控室,赵军一顿密集地调整参数。然后,通知加热炉给料,“面团”再次冒着热气从远处呼啸而来……对讲机的声音又响了起来,手机的微信群里,又传来了新图片……翻着照片,趴在中控台上的赵军慢慢起了身,靠在椅背上。

一位年轻的工人从身后递上一支烟,赵军接过叼在嘴上,火苗子随即伸了过来……猛吸一口,长长一支烟柱喷了出来。

如果长时间调整不到位,不能形成连续轧制,整个热轧生产线就会停顿下来,后面的矫直、打码、质检和装车,所有工种会停顿下来,尤其是铁路的车皮计划无法修改,会直接影响钢材入库量。

轧钢的过程,就这么一环扣着一环,从加热炉出料到重轨装车,1.5公里的生产线,犹如一个紧密咬合的齿轮。在前端,加热炉憋着坯料,也在等待轧机调整到位,如果长时间憋着,会空耗巨大的能源——加热炉不能频繁开启和熄灭。

CCS万能轧机的轧机调整,是这个大齿轮的枢纽,当钢材的产品型号更换、轧辊组合新旧调换,能否快速调整到位,关系到整个生产线的连续作业,进而影响产量和质量。

赵军的烟抽了半支,屏幕上显示钢轨已经连续轧制,微信群再次传回来的图片显示,样板与轨道断面已经严丝合缝——轧钢调整完成了。

钢材火龙

热轧产线上正在行进的钢材火龙,远处就是CCS万能轧机

中控室的气氛缓和了下来,之前不敢出声的小伙子们,马上活络了起来,有了欢声笑语。戳在赵军身后的我,也长出了一口气儿,赶紧把憋了半晌儿的话丢出来:这轧钢调整可真够紧张的。

赵军回过脸说:这紧张啥?一点儿不紧张啊。

赵首席的嘴……犟得很!

那几天,赵军骑着摩托车载我上下班,总是一路疾驰,在人流车流里穿梭,遇到开阔处就加速,马达声儿轰然作响,到人流密集处又一个骤然减速,循着车流空当四下穿插,就这么加速、急停、加速、急停,坐在他身后的我……不停地咽唾沫。

停了车,我缓出一口气说,您这性子可有点儿急啊!

赵军一脸疑惑地回我:我性子急吗?一点儿不急啊。

不急吗?我专门找郭大林——那个总给他递烟的年轻人——问了问,郭大林是赵军的徒弟,也是轨梁厂轧钢二部的区域技术主管。郭大林说,师傅的脾气是真急。但随即补了一句,不是性子急,也到不了他这个段位。

这话有讲头。郭大林的体会自然是比我要深,他说师傅这个急性子,突出表现在解决问题时急三火四,你想啊,热轧生产线的紧迫性由不得人不急,你稍微一个失误和延宕,不止是白花花的钱流出去了,一个班的人、甚至一个厂的人都跟着你受牵累。

赵军是包钢首席技能大师,这称号当然不是白给的,他拿着让人羡慕的“年薪”,对厂里两条轧线的稳定运行,担着一份儿责任——每天早上要参加厂里生产调度大会。

每天早上7点35分,轨梁厂的生产调度会准时召开,赵军坐在厂长陈琳的对面上首,首席技能大师的桌牌列在第一位。在满眼都是灰白色工作服中,只有赵军一人是蓝色工作服,深蓝色代表操作岗,灰白色代表管理岗。

在早会上,各部门汇报前一个班的生产情况后,厂长一般会先听技术高管的汇报,然后照例会问问赵军有啥要说的,然后才是分管的副厂长,遇到生产调度上的问题,尤其是产线的故障情况,厂长会随时问赵军。赵军有很重的话语权,这也是赵军职级待遇的体现——享受处级待遇。

除了参加早会,赵军还被赋予随时巡视两条生产线的职责。除了他正式拜师的徒弟郭大林,其他任何人,可以随时随地拽住他问事儿,而赵军也可以随时对轧线挑毛病。

我第一天见到赵军时,坐下聊天没5分钟,他接了一个电话,一号轧线上在切割一段废钢,让赵军过去指点一下。

我跟着赵军来到一号轧线,他嘱咐我别靠太近,然后蹭蹭几步攀上轧线,接过焊枪,调了一下喷出的火焰,就开始切割,顿时一片火花四溅——我隔着轧线拍了几张照片,那段儿废钢就被他切下来了。

前两天,轧钢班在夜班出了问题,赵军半夜接了一通电话,引导产线如何排除故障。天亮后,赵军一早赶到轧线上,批了当班的技术负责人:你们少官僚一些,多到产线上跑几趟,能出这事儿吗?

当天,在中控室的小白板上,轧钢二班后面的空格,画上了一面小蓝旗,一般情况下,保质保量完成生产任务,会是一面小红旗。

赵军最烦管理人员总待在办公室,遇到事儿不能只听汇报,在生产线上解决问题,是赵军的一贯主张。好在,他虽然不怎么“骂人”,一旦骂起来也没人敢回嘴。

在轨梁厂37年,赵军有一套自己的人际关系哲学,当面怎么骂都没关系,但有两条不能干:一、绝不当着他们的领导骂;二、同样的话绝不对第三个人说。

因为啥?赵军批评的往往都是技术负责人、班长甚至是部长,都是厂里的头头脑脑。赵军说,人家走到这一步容易吗,你一顿咧咧再给人家撸下来,那能合适吗?

这个原则在郭大林身上体现得明显,郭大林作为轧钢二部的区域技术主管,是副科级的管理人员,在车间里,郭大林是身穿灰白制服的管理岗,而赵军是深蓝制服的操作岗。在人前,赵军该批也得批,不过批的同时,还得维护徒弟的权威。

不过,人前给出去的面子,一般还得以某种方式找补回来。郭大林说,师傅单独对他时严厉多了,不过师傅是刀子嘴豆腐心,那是真正的恨铁不成钢。

三、劳模

苏式950/800横列式轧机,曾是赵军的老伙计,让人又爱又恨。

因为这套设备先天存在的缺陷,又经历了先下马再上马的动荡岁月,当这套轧机组装到产线上时,一开工就已面临巨大的技术短板。在轨梁厂正式投产的前八年,设备故障是家常便饭,1976年,全年设备事故多达2000小时,重大设备事故出现过好几次。

一直到1978年,经历了两次设备大维修,轨梁厂的管理才走向正轨,热轧生产线才稳定下来。但这套生产于50年代的轧机设备,也已经显露出了疲态,很多零部件需要更换和改进,轧制出来的钢轨往往需要再一次加工,产量长期上不去,经济效益不高。

1985年,轨梁厂对钢轨加工设备进行更换性的技术改造,先后引进了当时联邦德国的机床和电气控制系统。

这一年,从包钢技校轧钢专业毕业的赵军进入了轨梁厂,被分配到技术监督处,当上了一名热轧工序质检员,每天取样、测量、监督每一支钢的轧制质量。看着火红的钢坯在轧机里被碾压、塑形,赵军渐渐被轧钢技术所吸引。

有一次,赵军指出当班轧钢班长一个失误,因为这个问题之前被提出过,可那位班长并没有理会,那批钢材果然出了质量问题。这事儿对赵军刺激很大,你在技术上不能让对方信服,人家自然是不听。从此,赵军就常常待在轧钢生产线上,留心观察轧钢过程。

那个老待在产线上质检员,引起了时任厂长张慧生的注意,便干脆把这个小伙子调到了轧钢班,让他专心学轧钢。那一年是1987年,赵军从此与轧钢结缘。

赵军的师傅叫王兰山,同样也来自鞍钢,曾是一名转业军人,也是轨梁厂的第一代技师,有着“说干就干、快人快马”的秉性,那一代轧钢技师,一切都是靠着摸索,在和轧机的一次一次缠磨中总结经验。

苏式横列式800老轧机,换轧辊时,摇把摇几圈,轧辊上下几毫米,这不止是个技术活儿,也是一个体力活儿,累不累且不说,一靠近轧钢产线,还没干活就一身汗。凡是能调轧辊的技师,几年干下来都膀大腰圆。

那时,工人技师们一柄大锤不离手,钢坯走线走得不直溜,得用木头楔子把导卫砸实;固定卫板时,支柱顶上得用楔子铆得死死的,还是抡大锤……抡一圈下来,被汗水浸透的工装,放在地上能立住,衣服后背那一面,能被汗渍出一片雪花白。

赵军享受这工作,从学徒开始天天围着轧机转,跟着师傅换辊、加垫、调导卫、砸楔铁、磨轧辊……一样也不输给别人。

徒弟拼命,师傅欢喜。王兰山手把手教给了赵军,而这些经验都是现场磕碰出来的,那一代老技术工人,参加了屡次设备维修,熟识了设备的每一个零件。

对设备熟透了是什么状况?就是完全掌握了它的习性,凭声音就能断定它那儿出毛病了。连续生产的轧钢,传送、进辊、轧制是一套完整的“乐曲”,在乐曲的催眠下,师傅在值班室躺下就能睡着,可一旦轰隆隆的声音骤停、抑或进辊时出现了异样的声响,一个激灵就能蹦起来。

在80年代,轨梁厂虽然步入正轨,效益也获得长足的进步,但产量始终还是上不去,950/800横列式轧机的设计产能是年产110万吨,可前十年这个产量遥不可及,能达到预定产量的六七成,车间就得挂几挂鞭炮热闹热闹。

不过,也许正是这种严酷的生产环境,能锤炼出一批人。赵军跟着师傅,该轧钢轧钢,该维修维修,轧辊调整时,常常得钻到轧机里磨辊,那可是纯手工,推过去、拉回来、推过去、拉回来、推过去、拉回来……直到让轧辊孔型和配合达到最佳状态。

赵军年轻

在老轧机上磨辊的赵军,那时他还很年轻

五年时间,一步一个脚印,赵军从一名普通的轧钢工到调整工、调整副班长,25岁时成为轨梁厂最年轻的轧钢班长。当上班长更忙了,整条产线没有赵军不去的地方,不管是生产还是设备、无论是气电焊还是开吊车,他到哪儿都能干,成了整条线的能人。

实际上,赵军也是包钢第一批有专业常识背景的技术工人。包钢1979年创办职工大学,定向为包钢集团培养人才,后改名为包钢技校。赵军在学校学的轧钢常识,一点儿都没浪费,书本常识加上师傅的经验,他们这一拨人成长得很快。

进入90年代,等到赵军成为主力,轨梁厂的生产稳定性发生了质的飞跃。而与此同时,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包钢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对轨梁厂的基建、技改也明显加快:对旧淬火机进行了改造、安装了光电显示钢轨切尾长度装置、应用了2500千瓦交交变频同步电机及其控制系统……

1991年,赵军成为包钢先进工编辑,此后便连续11年在轨梁厂的劳动模范榜上霸榜。对付那台老轧机,赵军成为最可靠的人。不断改进的老轧机,此时也逐步发挥出了最佳效能,110万吨的设计产能,常常能达到140万吨。

老式轧机换辊调整时,要靠人工给信号,加热炉的、量尺寸的、调压下的……热轧线上的所有人,会瞪大眼睛盯着戳在轧线上的赵军。

如果赵军高高竖起一根食指,那就是要送一根料,这表明轧机还处在调整中,需要来一根钢坯试轧;如果赵军那根手指弯曲,并在空中连续晃点三下,这就是调整已经到位,可以连续给料了。那时,产线上的所有人,都会跟着那根手指松一口气。

2000年之后,已经磨砺出一身本领的赵军,在技术改进上大显身手。有一段时间,老轧机在轧制63号工字钢时,频繁出现废钢,为了解决这一难题,赵军在950轧机前面加了一个卫板,让钢材平顺地进入轧辊,大大提高了成材率。

这一技术发明,直接被命名为“赵军卫板”。在轧辊前面,在钢材进入轧辊之前,为了防止轧件上翘或下耷,上下左右各有两组卫板。后来,轨梁厂生产难度较高的63#工字钢、轨枕、吊车轨、电极扁钢、310乙字钢等一些难轧品种,都安排在赵军的班来生产。

与此同时,2000年之后的中国铁路也在刷新,火车不断提速,对高性能钢轨的需求翻倍增长,老轧机跟不上趟了,轨梁厂迎来了鸟枪换炮的日子。

2005年12月,轨梁厂一号中型万能轧钢生产线上马,主要设备从德国西马克梅尔企业(SMS Meer)引进。4个月后,包钢第一支百米钢轨下线,这支钢轨也出自赵军的调整,他从热轧一号线改造建设,就被抽调到工艺组,负责热轧工艺调试。

老轧机换新轧机,是全新的自动控制技术。技术文件和操作面板一水儿的英文字母,这可为难了赵军,他白天跟德国技术人员熟悉设备,晚上回家背单词,那当口,赵军真是悔死了上学时没好好学英语,操作面板上每一个工艺图标单词,只能一个词一个词往脑袋里摁。

比如,EXIT这个单词,赵军现在都不会读,但知道是出口的意思。怎么记住的呢?这个单词标在轧机的后方,从中控室看过去,电脑界面的右侧也有个EXIT。正好!右侧对着后方,恰好是一个方向,这就记住了。

就这样,用了五花八门的关联记忆法,那些英文符号都记住了,CCS万能轧机和苏联横列式轧机一样,最终被赵军驯服,并修炼得“炉火纯青”。

这个过程中,一些老轧机上的岗位,随着新老设备换代也成为了历史,诸如“对孔型”、“调压下”,过去需要熟练的工人技师,在新轧机上则被自动化程序替代了,老技师们挥了挥手,和缠磨了半辈子的苏式横列式轧机道了别,就陆续地退休了。

与此同时,中国所有的钢轨生产线,包括鞍钢、武钢和攀钢等企业,也都经历了相似的更新换代,从前苏联的横列式轧机到德式的万能轧机,中国只经历了这两代。赵军作为老一代轧机的技术能手,亲历了老轧机改进、淘汰再到万能轧机的引进、改造、几乎完整见证了中国热轧产线刷新和进阶的过程。

新老轧机换代,对赵军也是一番实打实的锤炼。从新轧机安装到位,再到连续生产,仍然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在生产中不断改进、连续改进。现在来看,即便是2012年最晚引进的二号线万能轧机,也已经做了总计有几百项的改进,其中改进最大的是轧辊孔型,完全换成了自有的设计孔型。

其中,对万能轧机最大的技术改进,便是在赵军的主导下,把对重轨和型钢的轧制,由原来的七道轧制减少为五道。

七道减五道,其实是减少了钢材在万能轧机的一个往返、两道轧制,这归功于赵军的胆大心细,通过调整参数,对每道轧制的压下量进行精准测定,将最后两道的压下量科学分配到前五道中,这丝毫不影响轧制质量,却节省了工艺环节,减少了能耗,提高了效率。

铁路用的钢轨,尤其是高铁重轨,对质量有着苛刻的要求。每一根钢轨都有一个特殊的编码:标识着生产厂家、班组和生产批号,这组号码直接打印到钢材上,全生命周期可追溯。国内几家钢铁企业的所有重轨产品,铁路总企业会派人不定期驻厂督查,对施工中反馈的一些技术问题,常常还需要开展技术攻关。

得益于包钢独有的稀土资源优势,结合现代铁路高速化、重载化、耐腐蚀化等趋势,包钢轨梁厂的钢轨的强韧化机理被不断加强,逐步研制出了新型的二代稀土热处理轨、三代稀土重载轨、及稀土耐蚀钢轨。

中国铁路网还在不断延伸,包钢轨梁厂的重轨产品,也处在一个关键的升级换代期。2019年,钢轨“高低点”问题,一度也曾困扰轨梁厂。高低点,指的是钢轨轨面上最高点和最低点的高差,它表征的是钢轨平面的平直度,决定了高速列车的平稳性,高低点不能超过0.4mm,否则列车行驶就会报警。

两年前,轨梁厂制定了“钢轨高低点攻关”项目,经过28次调试,高低点差值内控到了0.25mm的内部标准。2021年上半年,通过优化工艺、修改孔型,百米钢轨的合格率还在提升,对高低点的控制也在追求极致。

说起这个,赵军颇有几番得意,他带我到热检检查室看钢轨切头试样,用标准样板卡量,严丝合缝找不到丁点儿空隙,工字型钢轨腰身婀娜,简直是魔鬼身材。

7月14日这批重轨的高低点差值,控制在了0.15mm上下。

四、感情

只一杯酒,赵军的眼圈就红了起来,说话也便放开了些。

“你要说轧钢,真是谁都干不过我……”

酒酣耳热,气氛欢畅。苏宏趁势端起一杯酒敬赵军:“二黑老兄,上回说的事儿,你还得考虑考虑啊,要说的都在酒里。”

呀!这杯酒不简单。

先说说苏宏。苏宏是轨梁厂综合部部长,曾经和赵军在产线上摸爬滚打了很多年。

苏宏也是我的师兄——姑且这么攀扯,大家都毕业于包头钢铁学院同一个专业。1958年,随着包钢建成,为包钢培养人才的高等院校——包头工学院(包头钢铁学院的前身,如今的内蒙古科技大学)便成立了,这所院校曾是国家冶金部直属院校,是国内冶金人才的摇篮,每年都有相当一批毕业生,进入包钢的各个分厂和下属企业。

“二黑”就是赵军,这个外号是赵军当轧钢班长时工友给起的。起因是他每天下班有两处黑:脸黑、衣服黑。他对这外号毫不在乎,叫他“二黑”反而更高兴。不过随着时间流逝,这绰号渐渐没人再叫了,也只有苏宏还能拎出来。

如今,在轧钢车间,小年轻们都得恭恭敬敬地叫赵部长——赵军曾经担任轧钢二部部长。不过,轨梁厂厂长和集团企业的领导们,会叫另一个称谓——赵首席。在整个包钢集团,共有10个人享受“首席”这样的称号。

“二黑”都叫出来了,那杯酒里,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眼下,赵军日益临近的退休期,已经成为轨梁厂、乃至包钢集团十分关切的问题,没有了赵军的热轧生产线,将会是怎样一番图景?

苏宏对我说,现在轧钢的自动化程度高,进入稳定生产的生产线,其实并不需要多少人看护。但是,正是由于它效率高和连续性,也不允许发生错误,尤其是在轧钢调整时,不敢轻易让年轻人上手,而赵军的价值,就是在轧机调整时,确保轧机最快调整到位。

所以,那杯酒里的东西,就是一个方案:赵军退休后继续接受返聘、发挥余热。

这话已经和赵军说了不止一次了,赵军屡次表示,等退休了,对于热轧产线上的技术故障,愿意随时返厂解决问题、而且是义务工。

轻轻碰了一下,赵军干了那杯酒,还是那句话:退了休随时待命,有事儿打电话。

这话没毛病。苏宏相信赵军说的是真心话,这个老伙计,从1985年进厂,一辈子就只干了轧钢这一件事,他对热轧生产线的感情,谁也不会比他更深。

但从企业管理的角度,赵军继续在岗,对轨梁厂来说是更好的方案,如果能返聘赵军,一方面能确保轧线稳定生产;更重要的是,加快带出一批轧钢调整的技术骨干来。

可是,赵军的倔劲儿大家也都是知道的,他有着自己的想法……只能打感情牌。

对这位赵首席,轨梁厂的现任厂长陈琳、以及前几任厂长,也确实是没得说,赵军提出的要求一般有求必应。当然,赵军也毫无疑问是包钢的一面旗帜:连续11年获得劳动模范,已经成为了包钢的一段传奇,这个记录无人能破。

2014年,赵军获得人力资源部和钢铁工业协会评定的全国钢铁工业劳动模范;2017年,又获得全国冶金系统劳模,享受到北戴河疗养的待遇;其余的,内蒙古自治区级和包头市一级的荣誉表彰,数都数不过来了……在赵军家的客厅,赵军把所有的奖章和证书摊开来,铺满了整个茶几。

赵军最珍视的,是2008年获得第九届全国技术能手的称号,由江泽民署名,那是对他轧钢技术的高度肯定。说起这些荣誉,赵军也很感慨,认为厂里给的荣誉太多了,自己都不好意思。前不久,赵军还被评了个包钢的模范党员。

那么论感情,他在包钢出生、长大、学习乃至工作了30多年,他想不出自己有什么事情是和包钢没关系的,他的生活是和包钢熔铸在一起的,而这血脉般的情缘,是从上一辈儿就铸成的。

赵军小时候住在昆都仑河旁边的79号街坊,那是包钢为职工建的一片平房区,邻居都是包钢职工,1986年,赵军随父母搬到了22号街坊的楼房里,周围也仍然是包钢职工。

以厂为家,厂家不分,包钢职工的家国情怀,是与生俱来的。1954年,当包钢在一片荒原上打下桩基,包钢不止缺建设者、缺生产骨干,也缺方方面面的生活配套,诸如上海的理发店、天津的大福林饭庄都随着建设大军整体迁入包头。

赵军的父亲不是鞍钢工人,却随着鞍钢的支援队伍来到包头,成为包钢职工。赵军的母亲、则是跟着赵军的外公,随着鞍钢耐火厂一起来支援包钢的。当包钢的第一代工人从无到有将包钢建成时,他们的后代接班进厂,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赵军是纯纯粹粹的包二代。从小学到中学,赵军的同学们也多数是包钢子弟。中学的一个班里,80%是包钢职工,而包钢技校的同学,更是全数成为包钢职工。

上学的时候,赵军的功课不算差也不算好,数理化还可以,唯独英语过不了关,好在上包钢技校不考英语,也就上了包钢技校,毕业后顺理成章进入包钢。赵军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妹妹,也都妥妥地进入包钢。

后来,赵军在包钢认识了自己的媳妇儿,那是师傅王兰山给张罗先容的,她当时是炼铁厂管理钢锭模具的,他们又成为典型的包钢双职工夫妻。而赵军的岳父岳母,同样也是第一代建设者,他们是本溪煤铁企业的技术工人,也随着支援大军一起来到包钢。

再说赵军的女儿,大学上的是包头钢铁学院,毕业前踌躇了一阵子,还是进了包钢。

那时,赵军好像意识到了什么,自己的家庭和包钢的情缘太深了。女儿参加工作后,赵军和媳妇儿有个共识:女儿要找对象,一定不能找包钢的了。那时,老伴儿已经退休了,她叮嘱赵军,一定要看着女儿。

可惜,这事儿不像轧钢调整那么好控制。说起这件事赵军一脸冤屈,就算父女俩都在包钢,我还能天天盯着闺女吗?

女儿果然找了个包钢的对象。好在,小伙子在包钢国贸企业做钢材出口,经常和外国人打交道,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这一点让赵军很满意。

一个一个盘点下来,赵军的整个家庭、家族,早已和包钢熔铸在一起,分不清你我了。而赵军这样的包二代也并非个例,大量的包钢建设者们,除了把创业的激情留在这里,也留下了他们的子子孙孙,包二代、包三代、包N代……在机器的轰鸣声中生根发芽、开枝散叶,组成了这样一个工业城市。

1996年5月3日11时32分,一阵剧烈震颤,包头西郊发生里氏6.4级强烈地震,震中距包钢只有10公里,大地轰隆作响,包钢险象环生,一号高炉发生了炉顶爆炸,22个炉前风口全部灌渣,密封的高炉开了天窗、煤气喷涌而出……更大的爆炸随时可能发生。

那千钧一发的时刻,数以万计的已下夜班的职工、不在岗的职工,顾不上看自家房子有没有倒塌和裂缝,都不约而同地、争分夺秒地赶回厂里参与抢险抢修,断电、灭火、关水阀……没有动员、也来不及动员,一位煤气技师冒着生命危险爬到一号高炉炉顶,把煤气点燃,防治有毒煤气扩散。

后来,从全面瘫痪停产到恢复生产,包钢只用了36个小时。而轨梁厂因为损失较小,只用了15个小时就恢复生产。从各地赶来的领导,曾预想了最坏的后果——包钢震没了,但他们被众志成城的包钢职工震惊了,包钢在一次巨灾面前经受住了考验,包钢职工对工厂的感情,就像钢花一样儿,喷薄得绚烂夺目。

可是,你要真把“感情”这个词儿抛出来,赵军也好、其他人也好,会觉得你这话问得假惺惺的,他们也不会如你所愿,给你来几句深情表白,说句“我爱包钢”之类的云云。

那么就是赵军这么句话:厂子对咱挺好,咱得感恩不是。

我很讨嫌得劝了一句:你身体也还好,包钢高薪返聘你,多挣几年钱不也挺好吗?

赵军不假思索地反问我一句:哼!我要那么些钱干啥?

我无言以对。据说,现在轨梁厂的老同事老工友们,热衷于给赵军算退休工资,拿年薪的赵首席,那是不差钱儿的主。

赵军说,“高薪”这两个字我听着特别刺耳,你说我就一个闺女,都成了家生了娃,我房子贷款早就还完了,退休工资也足够,我还有啥不知足的。

这话十分在理儿。关于自己退休生活,赵军已经做好了详细的规划:

其一:带外孙。小外孙今年五月刚出生,胖嘟嘟的照片摆在客厅电视机旁。小家伙如今正是缠人的时候,女儿女婿还上着班,孩子得老伴儿和亲家母轮流带着,就这也累够呛。这年头带孩子要求高,生怕哪里带的不对。而他这做姥爷的,不能老遭埋怨,从出生到现在,拢共就去看过两回。等退了休,赵军的第一件事,就是帮着老伴儿带好外孙子。

其二:学大厨;这么些年,家里的事儿他是万事不操心,心思全在厂里,家里油瓶子倒了都不扶。前日通知说要停水,老伴儿让他蓄一桶水,赵军打开水龙头就忘了关,直到水漫进了客厅……家务活儿,赵首席顶多就是拖个地,那也得耳提面命。

不过,这得说赵军有个十分惯着他的媳妇儿。首席夫人手脚勤快,一日三餐安排得周周到到,不在家的时候,也得给赵军做好饭放冰箱,方便赵军回来一热就吃。有一次,老伴儿随团旅游出去好几天,给他蒸了两笼包子,塞满了冰箱,他就吃了一个礼拜包子,吃的看到包子就炸毛……所以呢,赵军感觉实在亏欠老伴儿不少,等退了休,要给老伴儿做饭,到时候买本菜谱儿,一样一样学着做,像攻克技术难关一样,把自己炼成一个大厨。

其三:当农民;三十多年两点一线,轧钢车间到家里,家里到轧钢车间,你要说不烦吧,还真有点烦。赵军有时候也想,自己还能干点儿别的不。前两年,赵军一个退休的工友在郊区承包了一处菜园子,请他去转悠过,这给赵军羡慕的,一院子菜绿悠悠的,从种到收再吃到自己嘴里,那感觉特别来劲儿。这工友安排他,等退了休跟他种种菜,赵军一口应承了下来。

“你说,咱当了一辈子工人,也算干得不赖,再抓紧时间当几天农民呗。”说这话时,赵军脸上再也绷不住,露出了得意劲儿。

对“学大厨”这个计划,我说我不太相信。赵军嘿嘿一笑,我媳妇儿也不信。

五、师傅

在轨梁厂厂长陈琳的办公室,大家聊起了赵军。

我很好奇,在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热轧生产线上,赵军这位首席技能大师,究竟担负着什么作用?

陈琳厂长也是技术出身,他毕业于内蒙古工业大学机械动力专业,1995年毕业进厂,说起技术和技能型人才,他的思考十分深入。

现在的热轧生产线,也并非全部自动化,轧辊的装配还是人工完成的,只要有人工参与,就无法做到标准化。CCS万能轧机的10个轧辊,即便都在既定的参数范围内,也无法找出两个完全相同的轧辊组合;同一组工人,也装配不出来完全一样的轧辊组合,当这个“擀面杖”组合上到流水线,却要轧制出相同标准的型钢和重轨,那就要调整轧辊的参数,包括但不限于间距、平齐度、卫板……

而赵军作为轧钢调整的技能大师,作用就是根据试轧出来的钢材,快速调整参数,用最短的时间调整到位。

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说,轧钢调整就是用钢材来试错,用五根六根调整到位和用一两根调整到位,有着天壤之别。假设核定为用5根调整到位,少用一两根,就是巨大的节约。赵军这样的轧钢调整大师,很多时候只用两根就调整到位,那么一根就是四五万块钱,一个月总得调整十来次,那么你算算这笔账。

陈琳告诉我,对于一个轧钢企业来说,如能花高薪挖来赵军这样的人,这钱很快就在生产中省下来了。国内现有的五条钢轨热轧生产线,相互竞争很激烈,而竞争说白了就是技能型人才的竞争,一方面很多企业想高薪挖角儿,一方面原单位提高待遇留人。

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家企业,工匠人才一定是宝塔型结构,方方面面的要素叠加,才能造就一个顶尖技能大师。赵军成为全行业的技能大师,一方面是特殊的时代造就,他经历了热轧产线的升级换代;另一方面,赵军爱学习、肯钻研,这二者缺一不可。

对于包钢轨梁厂,留住将要退休的赵军是最佳方案。但从长远看,这也只是权益之计,赵军总有干不动的那一天,培养一批赵军式的人才,形成人才梯队,才是轨梁厂的当务之急。

技工人才的断档,对一个工厂来说是致命的。在轨梁厂50年的发展历程中,也出现过这样的低谷:当技工人才青黄不接,生产就进入了事故频发、产品质量怎么也提不上去的境况。这时候,也不是管理不到位,也不是工人没责任心,深层次原因就是技工人才断档。

近几年,轨梁厂的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但技工人才梯队建设却遇到了瓶颈,现有的技术人员理论常识匮乏、一线生产本领恐慌较为普遍,轨梁厂的技术革新遇到了不少“天花板”。

轨梁厂有三个核心专业:轧钢、机械、电气。2020年底,在陈琳的主导下,轨梁厂对全厂进行了一次技能型人才的评定,从150名技术人员中,选拔出29位技术人才,分别颁发技术专家、技术带头人、优秀技术人才聘任证书。

从结果来看,现有的技术梯队很令人担忧。除了赵军这位首席技能大师,全厂评出了两名技术专家、10名技术带头人。另外两位技术专家,都是机械动力专业,而10名技术带头人中,轧钢专业仅有3名。也就是说,轨梁厂最核心的轧钢专业后继乏人,这个状况很是尴尬。

更尴尬的是,在同期举办的理论考试中,不及格的竟占到73%……轨梁厂的技工人才培养滞后,在人才梯队建设上任重而道远。这个状况,陈琳显然是焦虑的。如果再不重视技术人才培养,只能吃两年老本儿,老本儿一吃完,产品质量会快速下降。于是,轨梁厂这两年加快了高校毕业生的招收,着重在生产实践中培养后备技术人才。

不过,同样让人的困惑是,愿意沉下心来钻研技术的年轻人并不多。方方面面的的压力,造成了年轻人普遍心态浮躁,缺乏钻研的劲头。当然,这不是轨梁厂的问题,也不是包钢的问题,而是全社会的问题:社会对工人的评价,工人对自身的评价,都随着时代变迁发生着变化。

从物质生活上说,年轻人的生活好了太多了,但他们的压力好像更大了:房贷、车贷、结婚、生育……都要求赚快钱,相比之下,去学技术太慢了。

可是,让一个毕业生从工人成长为技师,却总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从包钢的实际来看,几乎每一个工种都需要技术、需要对设备的高度熟悉、需要对生产流程的高度领悟。再进一步,把图纸上的东西变成产品,也需要技术工人的紧密配合。

这方面还得向德国学习,引导企业有技术信仰,引导工人有技术崇拜,而社会氛围也崇尚技术工人。这样,决策者和管理者对技术高度重视,对技术工人有充分的敬重,人们就会以做技术工人而自豪。

说到这儿,陈琳笑了笑,这恐怕是个社会变革的大课题,大环境的改变不是一天两天,那我这儿只能先改变小环境。

轨梁厂的新的晋升制度从2020年3月份开始实施,两条轧钢生产线,每条线4个班,共有8名工长,一年下来,根据产量和质量进行评分,谁的评分最高,就可以享受宽幅待遇,晋升一级成为副部长,副部长比照行政级别是副科级,这样的岗位不受编制影响,一年就有一位副部长产生。

这样,轨梁厂为工人设计了这样的进步路线:在管理方向上,可以沿着工人——工长——副部长——部长拾级而上;在技术方向上,可以沿着技师——高级技师——技能大师——首席技能大师逐步进阶。

晋升并不容易,从工人到工长,还有几个隐形台阶:从普通工人,先要成为一个重要岗位的副操作手,再进一步成为主操作手,这一步已经是沙里淘金,成为主操作手后,一般就是工长的培养对象了。按照这个方案,技术好的工人可以脱颖而出,有相应的职位和待遇,收入也相应提高,而工长的收入,常常高于办公室里做行政工作的科长们。

那么,让普通工人成长为技术能手,最快的办法又是什么?

陈琳说,就是师傅带徒弟,这是最好的办法。

陈琳进厂时,也是跟着钳工老师傅学徒。师傅带徒弟,师傅就是半个爹,师徒感情要比师生感情深,因为在工厂干活儿,全天待在一起,师傅还负责你的安全,时时刻刻要提醒你、保护你。潜移默化中,师傅的敬业精神、人格品质就会传导给你。

师傅教什么呢?师傅当然不教理论,但师傅教怎么干活儿,他知道怎么干最顺手、怎么干最安全、怎么干最高效。

这和大家的教育体制有关系,博士毕业到了生产线也干不了活,现场永远是另一码事儿,要上手干活儿、动手操作,一样得师傅教。可往往你结合了课本上常识,就能融会贯通,最终超越师傅的认识。这个过程中,师傅也在和徒弟学。

陈琳当学徒时,和师傅学组装零件,从钳工学徒、技术员、管设备的副部长、再后来是管生产的副部长,进而是车间主任,一步步成长为厂长。

回想起自己的成长路径,陈琳始终认为,当学徒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师傅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可惜的是,这些年,学徒制这种传承方式渐渐被丢弃了,而现在轨梁厂的新型学徒制,就是把学徒制捡起来,重新设计新型的学徒制。

赵军和郭大林这对师徒,是正式签署了师徒传承协议的师徒。郭大林是赵军带的第三批、第四个徒弟。这几个徒弟,如今都是各个岗位的技术能人。在轨梁厂,这样的师徒现在共有18对。协议详细规定了师傅的义务:教什么、怎么教。徒弟的义务呢?当然是掌握什么、多长时间掌握。

郭大林也毕业于内蒙古科技大学,算是我的学弟。这小伙子也对轧钢也十分痴迷,每次看着钢材被精确地轧制和塑形,满满都是成就感。郭大林也很幸运,进厂时赶上了老轧机最后服役的时光,见识过老技师们是怎么操作的。

这些“见识”十分重要,电脑屏幕上那些参数,对应着的轧机的机械操作。老轧机到新轧机,自动化程度大大提高,工人们操作是方便了,可是想深刻领会、掌握轧机的习性却更难了。在老轧机时,年轻人们有很多机会去产线上历练,而如今,工人一旦操作失误,引起的风险很大、损失很大,轧线已经不轻易允许他们上手了。

这一点,郭大林想得很明白,他不希翼师傅动手,更希翼师傅懒一些、多动动嘴,因为师傅一动手,自己很难学会,他只有一遍一遍犯错,被师傅一遍一遍骂着、把错误一个一个纠正过来,才能真正学出来。

赵军带徒弟,也有自己的一套原则,不多不少共三条,其一,学历得比赵军高,最起码CAD制图得做得好!其二,吃苦耐劳肯钻研;其三,有韧性,经得住捶打磋磨。

这其一和其二好理解,这其三有啥说道呢?

这也是由轧钢生产线说决定的。赵军认为,学习过程就是个犯错、纠错、再犯错、再纠错……千锤百炼,尤其是轧钢调整,那都得是从一次一次的犯错中提高,可轨梁厂是个讲效益的企业,犯错不光挨批评,还直接影响个人收入。

所以,学习轧钢调整,不但得是十二分用心,还得是受得住捶打的人。赵军最怕碰上那样的,多轧了两根废钢、扣了点儿工资,就闹了情绪、好几天抬不起头来……这样的年轻人要不得。

还有,赵军也怕碰见一声不响的闷葫芦。赵军成为首席技能大师后,别说带徒弟,但凡有个人问他和轧钢有关的事儿,他总是尽其所能、说全说透,找张纸给你画半天儿,给人家讲得明明白白,或者干脆把笔一扔,直接带着你到生产线上,指着火红的钢材给你讲。

怕闷葫芦,倒不是说怕性格闷的人,还是说年轻人好不好学,要真是用心学,哪能没有问题,哪能不开口问。

六、经验

包钢在发生着急速的变化,这变化让赵军非常感慨。

进入到2010年之后,轨梁厂在尝试和实践全工序机器换人,从自动化、信息化到智能化。百米钢轨断面打磨机器人、一号线加热炉自动装钢、重轨智能扭转仪……一号线旋流井智能行车的开发,实现了通过手机APP 就能看到现场行车运行。

热轧生产线的智能化程度提高后,产线上需要的工人越来越少。我和师兄苏宏探讨这个问题:未来的某个时候,产线足够智能了,还需要赵军吗?

苏宏十分笃定地说,需要!高度智能化的工厂,技能型人才也永远是核心,装备更新了,人的技术也会进化,人的经验始终是超越机器的。

包钢的首席评定或许能说明问题:2019年9月,包钢为10名首席技能大师、34名技能大师颁发聘任书,他们是冶炼分企业的张文斌,炼钢厂的孙承碧、煤焦化工分企业的邢岗……这10名首席技能大师,分布在采矿、炼铁、无缝等各个重要环节。

首席技能大师,是包钢针对高技能人才“断档”而出台的制度,目的是打通技能人才的成长通道,将待遇倾斜到到一线岗位,建设一支技能人才队伍。首席技能大师享受待遇的同时,也承担相应责任,在技术革新、人才培养上有明确的考核任务。

2020年,包钢集团对全部10名首席技能大师进行考评,赵军十分显眼的排在了……倒数第一,在技术改进这一项上,轨梁厂交了白卷。

这让赵军很没面子,但受刺激更大的是厂长陈琳,赵军的技术改造非常多,但失误在没有及时总结。厂长很生气,把赵军和郭大林叫去谈话,“宽慰”赵军的同时,给郭大林下了死命令,今年务必协助师傅,把“矫直机导轮”这项技术改进申报上去。

2020年,赵军有一项重大的技术创新,在矫直机的轧辊尾部加了导轮,解决钢材尾端的矫直问题。

轨梁厂热轧生产线上的矫直机,也是从德国西马克企业引进,它位于热轧产线之后,负责把热轧之后的型材进行一次冷轧,进一步矫直钢材、提高平直度。这矫直机有个问题,钢材进入矫直机后,尾部处于矫直机端口,刚好轧不到、矫不着,这一段钢材,在生产中往往要切掉大约几十厘米。

这几十厘米切掉怪可惜,赵军便加了一个滚轮——大家姑且叫作“赵军滚轮”吧,就是在矫直机外部焊接一个滚轮装置,负责解决尾端的矫直,这个滚轮还可以根据钢材型号的不同,通过加减垫片,始终保持与矫直机的轧辊在一个平面上。

这项技术改进,也是一项不大不小的发明,需要把设计思路说明白,画出图来、形成报告。可赵军觉得,这事儿本意是提高产量,是他分内的事儿,实在没啥好“表功”的,三拖两拖,拖过了申报期。

今年,厂里吃一堑长一智,新招聘来的一位硕士研究生,CAD制图非常好,就指派给了赵军,协助他画图写报告。一上手,不论是矫直机导轮还是卫板,能很快变成图纸上的图形。赵军如获至宝,特意跟厂长申请,别给小姑娘分配其他任务,专心给他画一阵子图,陈琳一口应允。

这一年,轨梁厂和赵军其实有高度共识:在赵军退休前,抓紧把他脑子里的东西画出来、留下来,也是一件很紧迫的事儿。

在热轧生产线,很多技术经验是不成体系的,可这些技术又有极高的实用性,通过言传身教不足以传承。所以,现在轨梁厂的重要操作岗位,都编写了操作规程,形成标准化作业引导书,而这些规程,很多来源于赵军这些技术人员的实操经验。

尤其在轧钢调整上,赵军的思维方式和调整手法,已经融入到了电脑程序,根据赵军的调整思维来编写。例如,赵军认为钢材进入轧机时,需要“抽一下、再撸一下”,这样进入时更平顺一些,那轧制操作规程的编写,就按照这一套思维来设计。

这“抽一下、再撸一下”,有什么科学道理吗?我去问赵军,赵军摇摇头……他也说不清,这就是在无数次轧制中形成的经验,而且很多经验是从老轧机过来的,别看老轧机变成了新轧机,但这堆机器组成的大家伙儿,就是这个习性。

打个比方,小时候老式显像管电视机经常有一种毛病:看电视的时候,图像会断片儿,这时往往一巴掌拍在后盖儿上,图像就出来了,你说这一巴掌有啥科学道理呢?

就是个经验总结。赵军说,我这个技术能手,还不是一堆废钢一堆废钢练出来的。

赵军检查

正在热轧产线上检查的赵军

中国高铁的急速发展,中国钢轨产品的巨大需求支撑了包钢轨梁厂,也成就了赵军。这种技术经验的形成,也是以试错为前提,在大家的首席技能大师、轧钢调整大师赵军的身后,确实是能堆成一座山的废钢。

在中国热轧生产线的更新换代中,由前苏联式横列式轧机更新为自动化的万能轧机,赵军是亲历者和参与者,并在不断的技术改进中,将热轧生产线变成了“中式轧机”,这个历史进程无法重新来过,在核心设备迭代中积淀的技术经验,也是无法复制的,因此也可以说:“赵军”是不可再生的。

2004年,轨梁厂引进新轧机时,赵军作为中方技术团队成员,去德国杜塞尔多夫学习,为期半个月的培训,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德国人对技术工作,有着难以企及的严苛,即便装配一根油管,也会严格按照图纸的走向和方位,规规矩矩装上去。这一点儿中国工人做不到,中国的工厂都做不到。

而德国西马克企业,现在仍然生产着全世界最先进的轧钢设备,在这一领域处于无法撼动的地位。不仅是中国、全球的轧钢生产线核心装备,基本都来自于西马克企业,只不过,很多轧钢生产线是多台万能轧机进行连续轧制,不用一台轧机来回轧制了。

那是赵军为数不多出国的机会,那次在德国的培训也让他感受到,德国的技术工人,在工厂里有很高地位,而他们对工厂也有极高的忠诚度。后来,在带徒弟时,赵军常常拿在德国的经历来说事儿。

此后,引进的德国设备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技术改造。现在的热轧生产线,对比刚引进时,除了核心设备CCS万能轧机,整条产线已经面目全非。

而赵军也没想到,10多年后的2017年,赵军领衔的中国技术工人,也开始向其他国家传授技术经验了。

参与对印度的技术输出,那是赵军颇为得意的一段日子。赵军一共去了印度三次,每次会乘飞机到昆明,然后飞新德里,再从新德里,坐上印度企业的飞机前往工厂。

包钢技术输出的对象是印度金达莱集团,也是一家世界500强企业,这家企业成立于1970年,拥有自己的矿山和电厂,是一家生产多样化产品的大型钢铁集团。金达莱同样引进了德国西马克企业的热轧生产线——轧制铁路用的钢轨,但产量和质量都上不去,于是寻求对外合作,邀请包钢的技术专家赴印引导。

在此之前,包钢的钢轨大量出口印度,用于印度铁路的修筑,重型钢轨的质量已经获得认可。2017年,双方签署了技术服务协议,以赵军为首的5名包钢的技术人员抵达该企业,向其传授技术经验。

金达莱的CCS万能轧机与轨梁厂类似,但缺乏技术改进,在赵军看来,金达莱的工厂是完全照着西马克企业的图纸安装的,生产也是完全按照规程来生产,但产量就是上不去,尤其是轧钢调整的效率很低、效益很差。

这也再次说明了一个道理,生产设备的西马克企业,并没有生产实践经验,同一套热轧生产线设备,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面临着千差万别的钢坯原料、生产环境甚至管理方式,生产效益差别巨大,原有设备必须经过密集的技术改进,才能发挥出经济效益。

对CCS万能轧机为核心的热轧生产线,赵军已经十分熟悉。所以,对金达莱的技术服务,初期就是把包钢轨梁厂的经验照搬过来,钢轨的月产量便轻松地由1万多吨提升到4万吨。

在赵军看来,金达莱的技术改进空间仍非常大,对这套产线的适应性改造,包钢轨梁厂已经积累了十多年,很多技改都是边生产边进行,有些经验可以直接移植过来,有些则需要做改进技术的再改进。

不过,赵军也发现一个现象:印度工人们学习热忱并不高,很多时候,他这个中方技术专家正滔滔不绝讲着呢,回头一看身边没人了。翻译告诉他,休息时间到了,工人们都休息去了。

在金达莱的那段日子,赵军也给印度工厂留下了良好印象。后来,赵军的第二次、第三次赴印之旅,都是印度方面指定要人。对这个事儿,赵军的说辞一如既往:你说人家花钱请你去传授经验,咱不得对的起这份儿钱吗。

2020年,随着新冠疫情爆发,对金达莱的技术输出中断了。

眼下的赵军,还有一件事忙着做:准备一份轧疤技术处理的报告。铁路总企业将组织一次全行业的技术会议,主题是关于重轨轧疤处理的技术总结。

原来,重轨在撞击轧辊时,会产生一定量的钢碎并落到重轨上,这些钢碎在随后的轧制中被碾压到了重轨表面,形成了微小的瘢痕,被称为轧疤。这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只要是连续轧制的重轨,轧疤多多少少都会存在。

目前,全行业对轧疤的控制,完全是经验的积累,通过调整某一些参数,可以不同程度减少轧疤。铁路总企业组织这次会议,就是希翼几家主要的生产厂,包括包钢、鞍钢、武钢、攀钢以及邯钢,就减少轧疤展开经验交流,在对轧疤的控制上共享经验,提升整个产业的水平。

包钢轨梁厂的轧疤控制比较成功,这方面也主要是赵军的经验。我和赵军说,他到北京开会时,我要到现场去,听听他怎么分享。遗憾的是,因为全国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了新的反复,这个会议最终没开成,赵军将处理轧疤的经验,整理成了一个文件,提交给了铁路总企业。

这项技术经验,或许成为包钢的又一项技术革新,载入包钢的历史。

今年,包钢建立了一个纪念馆,展览展示包钢建厂以来的文献和文物,我两次来到这里参观。包钢其实有两部历史,一部是齐心协力建包钢的创业史,一部则是不断突破的技术革新史——他们是包钢精神的内涵。

1949年,中国作为后进的农业国,是在远落后于科学前沿的状态下开始工业化的。在这种条件下,中国依靠引进前苏联的技术,建立起了自己的钢铁工业体系。虽然这样的技术进步并非科学前沿创新,但其根本特征,是坚持自主掌握生产技术——这是最终能够科学创新的充分必要条件。

中国此后30年的工业化,就是在艰苦环境下,建起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参与创建这些工厂的技术工人,逐渐熟悉引进的设备、掌握引进的技术、不断进行技术革新,形成自己的技术进步体系,打造了一支技术工人队伍。

可见,设备可以引进,技术转移却不是立等实现,必须通过进取性的学习和创造,以外来的设备,形成自己的经验。而这些,有赖于一支积极进取的技术工人队伍,他们是传承中国制造能力的齿轮,也是中国实现科学创新的基石。

就包钢的技术源流来说,从建厂之初,来自鞍钢、以及全国各地的技术人才,是包钢技术工人队伍的基本盘:赵军的师傅王兰山、赵军的父母、岳父母都是成熟的钢铁产业工人,他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包钢,面对新的环境、聚焦新的矿产,从无到有、齐心协力,让包钢流出铁、炼出钢、产出钢材。

由此可见:中国不仅过去、现在,甚至未来,都存在着吸取、利用和引进外国技术和装备的需要,就像CCS万能轧机,大家仍然需要引进德国装备。可技术经验不会在国家间自由移动,消化、吸取并掌握这些技术,需要一支庞大的、具有进取精神的技术工人队伍,因为技术能力只能在技术改进中生发、积蓄、沉淀、改进、创新……最终成为强大的制造能力。

赵军这样的技术工匠,是中国技术工人队伍的塔尖人才,他们之所以宝贵和稀缺,是因为中国制造业的技术进步还在中途,诸多卡脖子技术还在制约着大家,中国在科学前沿的自主创新,仍然任重道远。

当大家将视野放置在中国制造强国的图景上,会有这样的感喟:赵军这样的技能大师,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七、地标

包钢的一号高炉,已投产62周年,如今仍在服役,展示着中国钢铁工业强大而持久的生命力。

今年,这座高炉成为内蒙古重点文物,并被开辟为红色教育基地。一批批访客和游客来到这里,感受包钢精神,感悟这座高炉映照的钢铁年代的风雷激荡。回溯历史,一号高炉结束了内蒙古不产寸铁的历史,开创了新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工业发展的先河,也让“齐心协力建包钢”的历史佳话流传至今。

近些年,包钢经历了淘汰平炉、改造转炉、建设连铸等全新的生产格局。对建厂初期的原苏联钢厂模式,进行了大规模的技术改造,进入了连轧化、连续化、自动化和智能化时代。

包钢一号高炉也成为一座精神地标,见证包钢对技术革新的持之以恒。

今年,已经94岁的刘志祥,接待了很多媒体来访,他精神矍铄、声音洪亮,回忆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仍然会流下泪水。

刘志祥是沈阳人,他曾在日本人开办的工厂里做工。解放后,他在东北工业部第一工程处做木工,因为喜欢钻研技术、爱好搞发明,是沈阳小有名气的技术能手。

1955年,刘志祥因为一项技术发明,前往当时的重工业部报批手续。在北京,刘志祥参加了一场改变命运的会议:包钢筹备处和二冶一企业联合开会,会上发出了“谁上包头去”的响亮一问。

听到这样的号召,刘志祥第一个举手报了名。

当时,作为重点培养对象,重工业部已决定送刘志祥去清华大学深造,入学通知书已下发到他手里。但刘志祥放弃了这个机会,义无反顾地来到了包钢。他觉的,参与一个钢厂从无到有的建设过程,更加激动人心。刘志祥当时想,至多两三年,等包钢炼出了钢,我再回清华上学。

来到包头的刘志祥,以忘我的激情投入工作,他先后当过木工、汽车修理工、车间主任……期间,他的技术革新和发明创造源源不断。1959年,刘志祥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光荣地出席了全国群英会。

那次在北京群英会的会场,刘志祥见到了自己崇拜的偶像王进喜。说点什么好呢?刘志祥绞尽脑汁想了半天说:王进喜同志,你回去得多出些油啊,支援国家建设。

王进喜这样回复:刘志祥同志,你也要建设好包钢,让包钢多出好钢啊!

这样的对话,裹挟着那个时代的特有气息,涌动着工人阶级改天换地的万丈豪情。

而这句话也有如神助。从群英会上返回包钢,刘志祥接到通知,他被紧急调往包钢一号高炉,参与高炉风口的技术革新。

原来,包钢一号高炉投产后,遇到了巨大的技术难关,风口大量破损,在开炉后的8个月里,累计损坏1700多个,最多的时候一天损坏24个,高炉频繁休风,一休风就不能出铁。

由于白云鄂博铁矿稀土多元素共生、含氟量高,高炉的铁口和渣口也极易损坏,高炉炉膛极易结瘤,包钢2000多技术人员、包括鞍钢和首钢来支援的技术人员,都围着一号高炉转,攻关这“三口一瘤”的技术难关。

在一号高炉上,刘志祥待了一个多月,和高炉工同吃同住,观察了解高炉风口烧穿损坏情况,他跑遍了所有能跑的科研单位,四处请教相关常识,然后带着一队工友,用169种新材料,制作了各种风口和渣口,通过20多次试验,终于配置成功了三种具有耐酸、抗氧化和导热性能的新材料,风口和渣口损坏率显著降低,使用寿命提高了10倍以上。

其中两个风口,安装后创纪录地使用了612个小时……刘志祥立了大功,被授予“包钢一号高炉荣誉炉长”称号。

包钢“三口一瘤”的技术难关,曾长期困扰着包钢,包钢的科技人员,从原料、选烧到冶炼、轧钢,需要不断进行技术创新。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直到1978年,三口的问题才彻底解决;高炉炉膛结瘤的问题,则是在1980年才基本解决。

这些难关的突破,是一代又一代技术人员不断积累经验、不断进行技术革新而完成的,直到今天,包钢崇尚技术革新的氛围依然浓厚,技术改造的步伐也从未停歇。

当然,刘志祥没能再回清华大学读书,他的儿女及孙子辈共三代10口人,都先后成为了包钢人。此后的一生中,刘志祥先后参与改进和创造的工具、机器有40多种,提出技术革新和合理化建议200多条,先后40多次被授予各种荣誉。

后来,刘志祥的外孙在清华大学攻读博士后,替他完成了夙愿。今年6月,94岁高龄的刘志祥,还去清华大学游览了一番——也算圆了自己的上学梦。

在包钢60多年的历史中,像刘志祥这样的技术能手灿若繁星,他们是那个钢铁年代的缩影,以自己的双手,拓荒了一座钢铁城市,第一代建设者熔铸出的“守望相助、甘于奉献、敢于创新、自强不息”的精神,也在新的历史时期历久弥新。

从技术进步和工业发展的意义上说,这种精神促使中国工业从初创阶段,就开始了广泛的自主开发和技术革新。齐心协力建包钢,不止是建设时的豪情激荡,还有技术经验的代代传承,它是中国工业精神的一个高峰,持续激励着包钢人的创造性。

今天看来,这种精神既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行动力,它包含着行动者诠释自己利益和追求的价值观、是从历史经验淬炼出来的信念和准则。其作用,是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为大家提供坚定如一的行动指南。

今天,中国早已过了那段强调“自力更生”的年代,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将一腔豪情倾注在包钢这片热土上;紧随其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在改革开放后逐渐成为技术进步的主力,而且行将把接力棒交给下一代。

工字钢轨

完成质检即将装车的工字型钢轨,这是中国钢铁工业的尖端产品

刘志祥的故事,很多包钢人都耳熟能详。赵军的父亲、岳父和师父,是刘志祥的同一代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称谓:包一代。

赵军说,论吃苦耐劳和奉献精神,包二代远远不及包一代;而赵军这批包二代,在技术改进上,则远远超过了包一代。而下一代包钢人呢,他们或许会有更大的作为,这是难以预测的。唯一能确定的答案是,每一代人都会不同,而每一代包钢人,都有着各自的使命。

离开包头的前一天傍晚,赵军带着我去他家串门。穿过昆都仑河,扎进昆区茫茫的车流中,摩托车在昆区的老街坊中穿过——那曾是包钢职工的居所,3层砖混结构的小楼,灰色瓦片铺设的坡屋顶,暗红色清水砖墙面装饰的街道,还是那么整齐划一。

昆都仑河汩汩流过,向着南方、向着黄河奔流而去。赵军忽然迎着风对我说,宋记者,你知道吗?轧机是有灵性的,你对它好,它也对你好。

我冲着他的后脖颈笑了:您这都技能大师了,还讲迷信啊。

停了车,赵军回过头认真对我说,我干了这么多年,没出过工伤事故,难道还不能说明吗?

在老轧机的时候,轧辊是弹簧和轴穿插组接起来的,换辊拆卸时,有好几次别住了劲儿,几吨重的轧辊猛然翘起来,把铁罩子和压力轴承蹦到了空中,那一瞬间就是听天由命,呆在原地,谁知道那铁坨子会落到头上不。

赵军没被砸中,一次也没。

还有一次,赵军在清理氧化铁皮时,掉到了4米深的灰渣坑,那里是满满的氧化铁废渣,掉下去就……最后一刻,赵军让灰坑里的跳板给支住了,毫发无损,只是惊吓了一大跳。

细数下来,赵军在轧线上干了37年,只受过两次轻伤,都是在焊接时,被掉下来的钢块砸到脚指头——还是同一个脚指头。

我问,那你是怎么对轧机好的呢?

赵军说,那得把轧机当兄弟,调参数的时候,不只是把参数调到区间里,还要调到最舒服的位置;钢材进轧机前,抽一下、再撸一下,就是要把速度调慢一些,让钢材尽量轻撞轧机,并准确对着轧辊孔型,减少对轧机的损伤。另外,每次大小检修,一定要对轧机各个部件精度进行恢复,哪儿松了就紧一紧,哪儿空隙大了就调一调,冷却给水一定及时足量……你真的爱它,处处对它好,它也对你好。

呃……灵性……对着呢!

进了屋,赵军打开电脑,点开一幅画好的图,不太熟练地挪动着鼠标,给我讲解他的一个最新设计——这是他在包钢的最后一项技术改进。

轧辊是万能轧机的快消品和易耗品,一般连续轧制几次,轧辊就不能用了,所以轨梁厂废弃的轧辊非常多。赵军一直在想一个事儿:由辊轴和辊圈组成的轧辊,如果能分别加工,使用的时候穿插组装,只淘汰辊圈而保留辊轴,就可以大大降低轧辊的损耗,节省巨大的成本。

设计思路很好理解,轨梁厂的管理层很认可这个思路,但将轧辊一分为二装配到轧机上,会产生一系列诸如协同性、稳定性、安全性等技术问题。如今,图纸已经设计完毕,相关的配件也买回来了,赵军正在抓紧试验、抓紧改进。

只剩不到7个月了,如果能赶在明年4月做成这件事,赵军的退休计划就能如期实施,他就……没什么遗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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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馥李经济观察报版组主编
城市版主编
城市与政府事务研究院院长
专注地方时政和区域经济,以中观视角观察中国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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